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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002（第3页）

1953年8月25日，新华社报道，我国东北、西北、山东、河北、河南等处防护林带营造工作获得初步成就。

且住，就让我们摘录到这里。声明一点，这份摘录的完成完全是随意的，并没有刻意地去选择什么或回避什么。我们从这份不完整的记录中可以看到年轻的共和国正逐步地走上正轨，正从一个百废待兴的烂摊子筑起来坚定的基础。这一切，当然不在我们的主人公、警察周栓宝的思考范围之内，他只是从刘海山为他带回的报纸上知道了这一切，感受着这种新气象。但是这一切毕竟告诉了人们，中国正在完成新旧时代的交替与更迭。

具体到周栓宝、刘海山们。他们身边的变化则显得更鲜活、更重要。这时，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北京市公安机关也在调整、变化之中，从（北京市公安局大事记》上，我们也可以摘出几条：

1953年5月8日，市公安局政治部成立。

1953年5月30日，市政府通知，冯基平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免去罗瑞卿兼任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职务。

1953年8月11日，根据中央公安部关于大省（市）级公安机关实行局、处、科三级制的决定，市局从即日起撤消股一级建制。

由于这个变动，刘海山改任分局侦察科副科长，肖东昌任治安科副科长。两个科是门挨门的邻居，刘海山把这个变化告诉周栓宝时，周栓宝什么也没说。

他不能说什么，怕说多了使人感觉到别的味道。他只关心案子，关心在逃的王老牛。他说：“你现在管破案了，那王老牛―”刘海山连忙说：“放心吧，会抓着他的。”

当时他们谁也没想到，这王老牛竟然消失了那么久……

他们在院里那棵槐树下支起桌子，喝着棒子面粥，吃着王淑兰烙的发面饼。他们聊天，谈着这个国家这个城市越来越多的变化。

对刘海山来说，有空陪周栓宝聊聊天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感情。他知道周栓宝心情黯淡，衷心希望周栓宝能振作起来。他渐渐地感觉到，随着自己当警察时间的增长，越来越了解周栓宝了。他现在自认为对周栓宝的思想已经可以摸得一清二楚，而且觉得已经可以和自己的思想合上节拍。。他们有了一种警察的共性，有了一种职业的共同烙印。他有时也为这种认识而迷惑，因为他会偶然想到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那就是周栓宝在影响我还是我在影响周栓宝？他和妻子赵秀芝探讨这个问题，

赵秀芝斩钉截铁地说：“当然是你在影响他改造他，不然你怎么能称得上共产党员？”

之后又马上用惊异的口吻问丈夫：“你怎么会想到这么一个奇怪的问题？”面对妻子的质问，刘海山苦笑，他自己也不明白自己的胡思乱想由何而来。

在没有答案的胡思乱想之间，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在新任侦察科副科长刘海山的工作计划中，王老牛是一个很重要的名字。他决心抓住这个凶狠而狡猾的家伙，既破掉一起杀人案，又可告慰他的邻居兼挚友周栓宝。然而这一工作并不顺利，王老牛很成功地躲开了公安人员的追捕，像一条油滑的鱼那样钻出了网眼，消失在混浊的河水之中。前不久，在郊区发生了一起抢案，一家农户被抢走了一只羊和半袋玉米。这些财产在1953年是相当贵重的。农户向侦察员们描述的抢匪相貌极像王老牛，这很使刘海山和他的部下们兴奋不已。但破案的努力却没有结果，又一起悬案使年轻的刑警们一个劲骂娘。

刘海山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周栓宝，他不想让周栓宝凭添焦虑。

他知道周栓宝的焦虑已经不少，而且他也隐隐约约地有了一种预感，就是周栓宝也许真到了告别这个职业的时候了。

首先当然是腿的问题。肖东昌说的对，腿是干这行儿的根。腿不好难以想象还怎么去巡逻去抓捕去履行警察的职责。赵秀芝在得知周栓宝的腿坏了之后说了几乎一模一样的话：“腿是当好人民警察的重要条件，腿坏了，可……”她没往下说，可下面的意思已不说自明。

其次是由于周栓宝这次严重失误，使落入网中的罪犯脱逃，这是一个警察最大的耻辱。背负着这样的耻辱，今后该要付出怎样的努力？何况，对丁丽的牺牲人们记忆犹新。

刘海山常暗暗地观察周栓宝。他知道周栓宝不会不想这个问题。可他不敢问，他小心翼翼地回避着。每次聊天，他都挑高兴的轻松的话题说，千方百计地让周栓宝愉快起来。可他看得出，即使笑着，周栓宝的眼睛深处也有一点悲哀，也有一丝绝望。他知道，在警察这个岗位上苦苦挣扎的周栓宝无助地等候着命运的判决。

一天上午，他刚要出门，旁边办公室的门一开，肖东昌倚着门框叫他：“哎，哎，跟你说个事儿。”

“快说，我忙着呢。”他笑着站住。

肖东昌摊开双手：“你看你看，知道刑侦比我们治安重要，可也不能连听我们说话都不愿意啊。”

刘海山哭笑不得，知道斗嘴不是对方的对手，便直接了当地说：“别耍嘴皮子了，我这儿洗耳恭听，你快说吧。”

肖东昌四下看看，压低了声音：“老周，歇了可快半年了。”

刘海山一惊，心想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记得周栓宝负伤时河面上还有薄冰的，现在却已是秋高气爽了。想想周栓宝的腿，仍然没有知觉，不禁叹了一口气。

肖东昌的眼珠滴溜溜地转，看着刘海山的脸色，又接上一句：“按规定，他可该吃劳保了。”

吃劳保，也就是只拿百分之七十的工资。

刘海山一下子明白了肖东昌的意思。想起半年前在医院里，肖东昌瞬间流露出来的那一丝对别人的关心，他不禁暗暗感叹人为什么如此多变。他掐指算了一下，说：“还不到时间吧？我算着还有半个多月……”

“这半个多月他的腿能好？”肖东昌一笑，“其实我跟你说这事儿也没用，铁路警察―您现而今不管咱这段儿了。”

刘海山无奈地笑：“那你跟我说这些千什么？你自己看着办好了。”说完扭头就走。走着，心里暗暗地算计，就周栓宝那点工资，再除去百分之三十，养活两口人是不是有点儿困难。同时他也想到，对于周栓宝来说，这恐怕不是简简单单几个钱的问题，而是一种暗示，爱脸面的周栓宝恐怕会把这种暗示看得非常之重。

想到这些，他不禁叹一口气。

周栓宝在耳垂胡同3号这个小院子里，正偷偷地练他的腿。

说是偷偷，是因为他不愿意让人家看见他的艰难。和当年不愿让街坊们看见黑制服一样，他极顾及自己的脸面。

近来他觉得他的腿有了些好转。从脚尖处开始有了点儿麻酥酥的感觉。这大概是老中医的针灸在起作用。·他的心里有了点儿希望，于是背着人时开始试着活动腿脚。

先是坐在轮椅上，一点一点地抬腿。开始的时候无论他费多大的力气，那腿也是丝毫不见动弹。然后再自己俯身一寸一寸地揉，从大腿根往下，揉到自己够不着为止。常常揉得满头大汗，而腿却依然冰凉。他不泄气，咬着牙坚持，因为他觉得脚尖那点儿麻劲儿正往上走，已走到脚心了。这明明就是进步。只要腿好了，我也许就还能当我这份儿差，起码可以把疤拉眼儿和王老牛抓住。周栓宝这么想着，同时努力地练着。大槐树在他身上洒下一层落叶，他也浑然不知。

这时候，丁维全推门进来了。

作家丁维全是在书桌前实在坐不住了的时候，出来透透气的。他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写一个海外知识分子如何回国投身革命，差不多就是自己的自传。他写得很艰难，因为他的妻子总是打断他的思路。自从丁丽事件发生后，这个可怜的女人便神经兮兮的，生了第二个丁丽后更厉害，整天把女儿抱在怀里，想象着各种灾难的发生。丁维全一动笔，她就会叫起来：“你先停一下，看看孩子是不是又发烧了？”

于是作家便只好去摸女儿的头，然后反复解释女儿并没发烧，她的体温非常正常。好容易安抚了妻子，他再坐到桌前，把丢失的思路再联络起来，妻子又会喊道：“快！快！．女儿从**摔到地下去了！”丁维全一惊，回头，孩子好好地睡着，可刚想好的构思又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