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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眼井（第1页）

三眼井

我家住的那条街巷叫“三眼井”。它的得名大约是因为在街口的老梧桐树下，有一口三眼井的缘故吧。那井很有些年月了，矮矮的麻石井台上，盖着一块大青石板，石板上有三个凿得圆圆的井眼，听说当初可以供三副挑子同时打水的。如今井祜了，水少了，没人来打水了。我和街里的几个女伴常在井台边跳皮筋儿，累了，热了，就趴在那大青石板上。石板凉冰冰的，井眼深幽幽的，那长满奇形怪状苔藓的井壁，那闪着黑森森水光的井底，每每把我们的遐想引到一个神秘的童话般的世界。

三眼井旁有一间灰砖灰瓦的小屋，说是一间，其实只有半;它是依傍着我们家的山墙盏的，只有三面墙壁。屋顶呢，也只有斜斜的一块，仿佛是一顶旧帽子聋拉下来的帽檐。然而，就是这不起眼的小屋，邙是全街人每天籌要光頋的地方。一大清早，吱吼吱?的竹扁担声，咣啷咣啷的水桶声就沿着深深的街巷响起，興興悠悠的。“喂，三眼婆，放一挑水哟！”随着这一声招呼，那小屋的窗口就会探出一张长长的脸来，接着，哗哗的自来水就顺着一条酱红色的胶皮管流进窗外的水桶里。

三眼婆真的有三只眼睛。两条弯弯的细眉下。一左一右的两只眼睛除了特别大、特别分明外，在高高的鼻梁上端，在眉心的**处，却与众不同地长出一个圆圆的黑黑的癒来，仿佛就是又一只服睛！

母亲常爱在家里和串门的街坊们嘀咕三眼婆。听那话音，三眼婆当年是很俊俏的。长长的脸原本是鸭蛋形，一双脚裹得“金莲窄窄”，如今佝倭的背那时却称得上亭亭玉立。即便是那第三只眼吧，也有人把它叫做眉心“美人痣”的。然而母亲一谈起那眉心痣，就说它是个“剋星”，剋丈夫，剋儿子。不然，三眼婆何以成了一个孤零零的寡老婆子呢？

三眼婆的丈夫过世得早，撇下了一个儿子。那儿子是当支前民工牺牲了？还是因为工伤亡故了？没人能说清楚。但是三眼婆每月领取十五元钱的抚恤金，却是大家都清楚的。十五元钱确实不多，也许正因为这样，街道居民们才推举三眼婆看水管的。这样一来，三眼婆每月就可以另外增加十元左右的进项。那日子，对于一个孤寡老婆子来说，也就很过得去了。母亲对于那十元钱归于三眼婆名下似乎有些耿耿于怀。我在家里常听她对街道主任巴姨妈诉苦：“她巴姨妈哟，你算算，俺家的日子可该咋过呀！他爸拉板车，每月有八、九十元的进项不假疒我在家替脤装厂锁锁扣眼，缀缀扣子，每月倒也能拿到二、三十元。可是俺家有四个娃哟！六张嘴吃饭，平均下来一个人也就才合二十元钱……”

“是唤，是噢，”巴姨妈总爱频频点着她那剪成齐耳短发的“女干部头”，象是每时每刻都在深思熟虑什么重要问题，“可人家三眼婆若不是看水管，每月才有十五元钱哩……”

“算么子哟，算么子哟！”母亲把小茶壶举得高高的，往巴姨妈面前的茶杯里冲水，“要过细算呀，我们家是十口人吃饭哩。乡下还有她姥姥、姥爷，她爷爷也做不动了，二叔又是个瘸子，少木了每月贴济哩……”

“是噢，是噢，”巴姨妈一边啜着荼，一边吃着母亲送上来的炸麻页，好象是槽头马在倒嚼草料，“你们家也是很困难的喽，很困难的喽。这些问题，以后开会的时候都要考虑考虑……”

每逢说出这句话，就是巴姨妈起身离去的信号了。巴姨妈象在花蕊上祜蝴蝶翅膀一样，翘起手指做出个“兰花手”，轻轻地拈起一片麻页，才欣欣然迈出门去。母亲这时就招呼我来倒茶根，涮茶杯，然后又仔仔细细地算着，巴姨妈这次吃了多少麻页，是五个还是六个。母亲烦恼地箅完了数，会顺手给我拿一个最小的麻页，或者掏出一分二分的小硬币，没好气地打发我说：“老盯着看什么？玩去吧。讨厌鬼！”

我觉得，母亲那“讨厌鬼”并不全是骂我的，再说又得了便宜，就兴冲冲地跑去找女伴们玩。这样急急地跑着，常常在“花圈王”的店铺门前摔倒。那店铺门前总是横七竖八地堆放着短竹竿、木棍、断竹篾、破铁丝之类的杂物，都是很容舄绊住脚的。“花圈王”是做花圈生意的。他扎出的花圈，小的象篮子，火的顶住了房梁。纸花也做的巧，黄、白、蓝，各色各样。街上人称他“花圈王”，是夸赞他手艺好，抑或他姓王，那就不得而知了。他是个“寡汉条”，六十多岁了，没结过婚。他那副斯斯文文的举止，再配着鼻梁上厚厚的老花眼镜，使我感到他很象我们小学校里的老校长。然而，“花圈王”是不识字的，尽管戗能在每个花圈的中心描出一个端端正正的“奠”字来。

我一摔饲。“花圈王”就赶忙来扶。而这时，花圈铺对面就会传来象唱戏似地拖腔拖调的吆喝：“莫哭，莫哭哟——给阎王爷磕一个响头，阎王爷给你増一年阳寿！”—听这腔调，就知道是卖烤红薯的“红薯桶”。“红薯桶”姓仝，身子骨圆圆实实，长得就和烤红薯用的桶炉一祥。那桶炉是用一个大汽油桶改装的，中间烧着火，里面一层一层地搁放着烤红薯。“红藉桶”结过婚，不知为什么却离掉了，单身过日子。也六十多岁了，可是全没些老人样，象个泼皮孩子似的吹口哨，哼小调，晃脑袋，踢石子，还隔三差五喝得醉醺醺的，一张脸红得就象烤炉里的火。街里的孩子都喜欢吃他的烤红薯，他可算计得紧，二分钱给你称一个老鼠尾巴似的红薯根儿，还把秤砣往秤盘那边一翘，连叫：“亏了，亏了！唉，谁让是街坊哩，就这吧。”

我们在3眼婆门前的井台边跳皮筋儿，三眼婆就会从那放水的窗口探出头来，象看大戏似的津津有味地盯着我们，一看就是老半天。有时，她索性出来帮我们扯皮筋。那是我们都不乐意干的，她却象一根树粧子似的心甘情愿地站在大太阳下一动不动。“米多来米多来米索米，米多来米索米来多来……”我们唱着，跳着，她也随着哼呵，晃呵。我们穿的小花褂被汗湿透了，可她穿着黑绒布坎肩，在日头底下却一丝汗也不出，只是懶洋洋地闭上眼，象只晒太阳的老猫似的，舒舒服服打着哈欠。

我们渴了，就到三眼婆的小屋里讨开水喝。她的床头总是摆着一个古铜色的花瓶，里面插着一束纸花，那是用银箔纸做的，洁白，熠熠地闪着光。在那花瓶旁边，又总是摆着一个烤红薯，圆圆滚滚，带着一层层皱折。薯根处流着“油”，香味扑鼻。在三眼井，只有“花圈王”才能扎出那么漂亮的纸花，只有“红薯桶”才能烤出那么香的红薯哟！

在我的印象里，三眼婆小气得很。她绝不允许我们碰一碰那花瓶里的纸花，也从不让我们吃那床头的烤红薯3轮到我跳“第四节”了，那皮筋高高地举过头顶，我忽然胆怯了。塑料鞋里粘乎乎的，搞不好会摔个仰八叉哩。于是，我对三眼婆说：“婆婆，扭开水管，让我冲冲脚吧？”

三眼婆放下手暇的皮筋，走进了小屋。“女伢，伸了脚没有？”她从邵窗探出头来肴。

我们几个女孩旱已伸出脚了，在橡皮管下等得不耐烦“放呵，放呵，快放水呵！”

腿都伸痠了，那水终于流了出来。不是哗哗地，而是哩哩啦啦地，冲得真不过瘾。大家的脚刚刚湿了一遍，那水管就关住了。

“婆婆，放呵！放呵！”我们又一起叫起来。

“够喽，够喽。”三眼婆已经走出了小屋，在我们面前伸出一只手。

“么事？”我们惊讶了。

“把钱。一分。”

女伴们咬住嘴唇，你看我，我看你。没奈何，我只好从口袋里捏出一个小小的硬币来，生气地递给了三眼婆。这一分钱是我劈柴禾，从妈妈那儿得到的奖赏。给“红薯桶”说说情，兴许能从他那儿买到一根“老鼠尾巴”哩。唉，真可惜。

小气的三眼婆可有的时候，三眼婆并不小气。

那年冬天的一个傍晚，当街口的路灯昏昏黄黄地亮起来的时候，三眼井的人们发现，这街巷里徘徊着一个陌生的乡下姑娘。穿着一件大红大绿的花棉袄，挎着一个土染的蓝布包。她在麻石井台上坐了多半晌了，人们都以为她是走累了歇歇脚。她在“花圈王”的铺面前打了好儿个转悠了，“花圈王”还问过她要不要买花圈。她用一角钱从“红薯桶”的秤盘里拿走了一个鸭蛋大小的红薯，又花了二分钱在他的茶水摊上坐下，一直坐到“红薯桶”收摊上门板。天黑透了的。时候，那呼呼叫着穿街过巷的老北风把她象根稻草一样，飘飘悠悠地吹到了三眼婆的小屋里。两人欷欷數款地扯了多半夜，第二天，整个三眼井的居民都知道了：三眼婆收了个干女儿。

过了两天，半晌午头上，巴姨妈正坐在我家堂屋里，翘起兰花指拈麻页吃的时候，三眼婆拉着那乡下姑娘进了门：“她巴姨妈哟，让孩子认认你，这是我的干女儿，花妹。”

花妹恭恭敬敬弯下腰，叫了声“姨妈”。

“哟，哟，这是做啥子，做啥子哟，”巴姨妈笑嘻嘻地摆着手，但身子依然端坐着纹丝不动，“这孩子，有啥事，尽管说，尽管说。”

三眼婆眉心那只眼也笑得颤微微的：“花妹他，巴姨妈是出名的菩萨婆婆，心眼顶好，托她的福，求她照应照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