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钱’刚要瞪眼,那个拉车的插嘴了:“干吗呀?难为我弟弟?”一句话竟把“一块钱”说傻了,说呆了。两辆洋车趁机开路。
“他怎么会怕你?"跑着,周栓宋问。
“他不是怕我。”那人神神秘秘地说。
“那…您贵姓?”
“免贵,肖东昌。”
“看样子您有道儿,警察都怕您。”
“有什么道儿?说有道儿只有一条,挺起腰板儿,大伙儿抱团儿,和他们干。”
“您这是……”周栓宝糊里糊涂,想刨根问底儿,又有几分敬畏。不知为什么,这姓肖的有点儿让人犯休。
“慢慢琢磨吧,爷们儿。”肖东昌一笑,加快脚步,跑过去了。
周栓宝却停了车,真的开始琢磨。他毕竟年轻,也有那么股子愣劲儿,琢磨来琢磨去,他觉得,他还得去当警察。
“一块钱”的那一棍子打通了周栓宝的思路,让他在某种程度和某种意义上开了窍。是,也许当这份儿四处得罪人的差事有损德性,可不当这份儿差就舒服吗?拉洋车卖苦力还挨打就痛快吗?一个大老爷们儿绝了后是很痛苦的事情,那么还得再加上一份窝囊和一份下贱吗?
不能说周栓宝的反思不是一种哲理。穷人造反往往都基于这种极朴素的思想。“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谁说没有道理?
周栓宝豁然开朗,一团闷气从胸膛里发泄出来,化做一阵痛痛快快的笑。
当警察去。当然不会像‘。一块钱’,这样霸道,却也绝不能让别人的霸道落到自己身上。那身黑制服代表不了尊严,起码象征了一种地位。
于是,周栓宝把洋车拉回车厂,连车份儿也不交,甩手走了。走到小酒馆里,要三两白干和一碟酱口条,一醉方休。
醉了,把一切烦恼抛到九霄云外。姓肖的就像小说里的大侠,来无踪去无影,和周栓宝是两个世界的人。
周栓宝歪歪斜斜走回家去,告诉王淑兰自己又要去当警察。
王淑兰叹口气:“随你。”
警察是重新当上了,但周栓宝却执意搬了家。说不清是为什么,反正不愿意让熟人知道他吃了回头草。
在新居这边,周栓宝也从不把那身制服穿回家。
他宁愿让新邻居们知道他是个做小买卖的。
人常常有这种复杂的心态和表现,干什么烦什么,可又离不开什么。常听见有人这样说:这行儿,真不是人干的。可过了许多年,他却还干着那“不是人干的”行当。
周栓宝却从不褒贬警察这个职业。他只是不作声,见谁都只是淡淡一笑。从再次当上警察之后,他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差事他是很认真的。巡街,说六小时绝不早回来一分钟,哪怕街上下雹子或是美国兵开吉普车闹事。他当警察这会)L北京已经有美国兵了。他虽然不敢干涉大鼻子的胡作非为却也敢怒目而视。
他有个搭档,叫李振国,比他小一岁,一个从通县来的乡下脑壳。这人有个从小青梅竹马的相好,因为穷让人给卖进了皮条营胡同的艳红楼。李振国伤心之极,成了个吊儿郎当醉生梦死的人,唯一的嗜好就是攒钱去艳红楼。警察的工资不要说逛妓院,随着物价飞涨连吃饭也成为问题。李振国便采取了抄吃抄喝占便宜的办法。
每天在巡街时沿途每个摊儿抄点儿什么,也许大概齐够再摆个小杂货摊儿了。有点儿好吃好玩的直接就送进了艳红楼。这样一个人自然被老百姓恨之入骨,周栓宝却觉得情有可原。真的,假如你老婆被卖进妓院你该怎么办?
周栓宝当然有时看不过去了也批评李振国:
“两棵白菜你拿它干吗?也给春莲送去?”
“白菜怎么啦?白菜不得花钱买?拿回去给嫂子包饺子,你看嫂子乐不乐?”
于是周栓宝便抱着两棵白菜回家。
王淑兰也真的很高兴:“还挺磁实,你也会买东西了?”
周栓宝没敢说这白菜是白来的。他的老泰山活着的时候虽然沾酒就失态,却是耿直无比,有毒的不吃,犯法的不为。老泰山是周栓宝当警察的引路人和榜样,周栓宝心里有数。
可白菜馅饺子还是吃了,也并没跑肚拉稀。周栓宝便对同伴的吃拿卡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反正我不拿。他安慰自己。
他和妻子的那种事儿仍然尴尬。搬了新家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甚至没带来任何希望。两个人倒也死了心。周栓宝甚至想过给老婆找个情人,帮忙解决一下子嗣间题,人选都物色好了,就是搭档李振国。可他知道这是很丢人的事,成功了丢人,老婆要是拒绝了也丢人,便一直犹犹豫豫的,没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