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了正在补一条车内带的刘海山,他喘了半天气,才说出一句话:“他们今晚上抓你。”
刘海山的脸白了一下:“真要来了……大哥,谢谢你。我们内部出了叛徒,没你,我完了。”
“快走!”周栓宝只会这一句。
刘海山却发愣,皱起眉头想事。
“快呀!回头出不城了!”
“我先不能走,我还得再去通知一个人。”
“嘿!多慎一会儿可多一份儿险啊!”
“险也得这么办,我不能丢下同志!”周栓宝一愣,他一急,张嘴说了句他自己也没想到的话:
“那,我替你去!”
事情过去许多许多年,周栓宝还记得那几句接头暗语:
“先生,我买米。”
“买什么样的?釉米还是稻米?”
“我要那种粘性大的江米。”
“粘性不太大成吗?”
“不成。家里老人病了,想喝口江米粥。”
那天刘海山让他脱了制服去接头,省得招眼。还千叮泞万嘱咐地让他注意安全。他应着,却暗自奇怪自己怎么会冒出那么一句话?吃饱了撑的?犯迷糊病?不然干吗自告奋勇趟这道混水?
至于这件事在未来所产生的影响所发挥的作用,周栓宝没有先见之明,自然无从设想。
他只是像个傻子似的战兢兢地去了那米店,机械地和那个瘦高的米店掌柜说了上述的那几句话,然后便出来,无目的地在街上闲逛。
刘海山劝他这晚不要回家,免得特务们见到他竟是逃犯的邻居而引起怀疑。于是周栓宝便在街上胡乱地喝了碗炒肝吃了二两包子。然后,他便又到东便门外的河岸上去闲坐。
那是一个盛夏的夜晚,河岸上的杂草蒸腾着湿乎乎的热气,饥饿的蚊子像飞机般地向周栓宝俯冲叮咬,使他根本无法安下心来思想。思维被疼和痒扰着,似乎也变成一只蚊子,东一头西一头地乱撞,撞出许多血来,染红了河面上最后一点落日余辉。
耳垂胡同3号院的那间小屋从此空了下来。时局不稳,没谁想买卖房产或租赁房屋。周栓宝望着那黑洞洞的门窗心里也有一种黑洞洞的感觉。
19岁的哑巴妹妹出嫁了,嫁的也是个警察,周栓宝亲自保的媒。
爹妈不在,当哥的不能不操心。
哥操着心,也没有什么高兴的感觉。
一切都像护城河的水,仿佛没什么理由流动,可又不能不流动,于是便粘稠地蠕动,散发出一种腥不腥臭不臭的味道。
也许真该改个世道了。有一回偷看了共产党的宣传品,周栓宝对同伴李振国说。李振国什么也没说,摆弄着刚从烟摊上抄来的一只假象牙烟嘴。
嫁妹妹那天周栓宝亲自送亲,路过他匆匆去过的那家米店。店还开着,可粮食显然少得可怜。瘦高的米店掌柜自然不见了,一个阴沉沉的男人坐在门口,周栓宝一眼认出那是军统的人。
他不禁打个冷战。低下头,躲在妹妹的小轿后面,走过去了。
东单正在修飞机场,因为城外的机场已在共产党的手里,而城里的达官显贵们还有不少人没来得及撤走。妹夫家就在东单附近的苏州胡同,酒席间隐约可闻的施工声,使这场本已十分简陋的婚礼更加压抑沉闷。周栓宝喝了两杯酒就告辞,说要回局里值班。木纳的妹夫送他到院门口,呐呐地说:“哥,您慢走。”周栓宝愣了一阵儿,低声道:“好好待她。”
妹妹哑,却绝顶聪明,此刻便哭起来。周栓宝拍拍妹妹的头,转身走进暮色中了。
警察周栓宝的故事到此只是一个开头,或者说是第一段落。即将到来的公元1949年,像一把剪刀,把所有中国人的生活都剪成两段;又像一架破土的犁,翻掘着中国大地,把上面的翻下去又把下面的翻上来。许多年之后打开任何一个中国人的履历,1949年都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与里程碑。周栓宝当然也不例外,只是当他走在嫁妹之后的归途上时,和以往许多事情一样,却是一无所知。
1949年,周栓宝2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