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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第1页）

第七章

生活其实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记得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当上帝一只手赋予你幸福的时候，另一只手也会赋予你痛苦，幸福和痛苦是同等的。

当然这是从一个宏观的意义上讲的，具体到某一个人恐怕是要从他的一生来考察。假若我们从某一个人的一辈子中撷取某一个段落，那么也许我们只能承认人生太不公平。

对于区文化局副局长兼作家丁维全来说此时此刻的感觉正是如此。

丁维全今年29岁。他觉得他的前半生虽也可算得历尽坎坷出生入死，但还是得到了应得的回报。他是个乐观豁达的人，在子弹擦着头皮飞过时也笑得出来。

可今天他已是欲哭无泪。

丁维全出生于印度尼西亚一个华侨家庭，在抗日烽火燃遍中国大地时和未婚妻一起满怀豪情回国抗日。说满怀豪情是对的，说优国优民也是对的，但回国的动机中也包含了一些私人的原因。他的未婚妻出身望族，其父是当地的华人领袖，丁维全做为一个穷学生携女友回国便不能不说有私奔的意思。丁维全常说，爱情是他这半生中得到的最珍贵也最使他满足的东西。

他还得到了地位和名气，得到了人们的尊重和爱戴。做为知识分子，他一到根据地就参加了一家报社的工作，他从写消息、通讯开始逐渐写起了小说、散文和剧本。他成功了，他的作品甚至得到了中共最高当局的表扬。于是，当解放军昂首挺胸进入北平之后，他这个连普通话还说不太利落的年轻老革命被任命为区文化局的副局长。

说好了，职务可以是虚衔，主要是创作，写出更优秀的作品来。

每个人见他都是毕恭毕敬的，因为他不仅是作家、领导，还是老革命。他那身朴素的军装就足以令人肃然起敬了。

他还得到了更珍贵的：他的女儿，丁丽出生在一次反扫**的战斗中，妻子在土炕上痛苦呻吟时，日本人的炮弹把房梁上的尘土一阵阵地震落在她脸上。那回丁维全也并没有惊慌，他从从容容地拖过一条长枪和战士们一起到村外作战去了。只是在他开枪打倒第一个日本鬼子时，他喊了一声：“为了我的孩子！”

日本人退走时，丁维全听见了第一声婴儿的啼哭。他扔下枪就蹦起来，放声大笑。

他觉得他这前半生虽然几经生死考验，可终于可以换取后半生的平安幸福了。然而万万没有想到，只是一瞬间，活泼可爱的女儿就倒在了血泊之中。

这个在战火中长大的女孩儿，竟连新中国的成立也没来得及见到。

她只上了一个多月的小学，正规的小学。以前她只是在行军途中跟着父母认识几个字。

她还没逛过北海，她也没听过京剧。她没放过风筝，没抖过空竹，更没在厂甸啃过一口大糖葫芦。

真的是得到的太多了，就应该失去点儿什么？

可失去什么也不该失去那么可爱的一条小生命！

坐在4号院那刚布置好没几天的书房里，丁维全哆哆嗦嗦地点上了他这辈子的第一支烟。

妻子在他身后发出压抑着的硬咽。他知道从小娇生惯养长大的妻子是承受不住这样的打击的。

丁妻捧着女儿的相片儿，喃喃地叫：“小丽，小丽……妈的宝贝……你回来啊……”

丁维全沉重地掐灭烟，转身扶住妻子的肩，无声地安慰她。

丁妻放声大哭。

丁维全擦去眼角的泪水，低声说：“这孩子，她算为新中国……牺牲了。咱们那年从国外回来参加抗日，到延安，又到前线，见过的牺牲已经太多太多了。咱们是幸运的，活到了今天。只是孩子没能看到新中国的诞生……”

他拿过女儿的照片，无声地落泪。

相片上，丁丽笑着，依然天真无邪，她的笑局深深刺痛着父母的心。

丁妻已经是声嘶力竭了。她抱着女儿的遗像，紧紧地抱着；一只手抓住藤椅的扶手，使劲儿地拧着，揪着。丁维全突然觉得有一种惊恐掠过心头，他觉出妻子的神经在崩溃下去。

有人敲门，怯怯的。

丁维全去打开院门，门外站着脸色惨白的警察周栓宝。

“丁……我……唉！”

“老周啊，你……进来坐！”

“我……”

周栓宝的双膝一软，跪在了丁维全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