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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第3页）

可周栓宝在听到哑巴妹妹生产的消息之后，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竟和乔占魁的话一样。

是小丁丽转世投胎，来找我了吧？

他哆嗦了一下，觉得浑身冰凉，说不出话。

王淑兰却表现出极大的欣喜。一是她和哑巴妹妹感情不错，姑嫂之间比亲姐妹还亲，妹妹生了孩子当然是件喜事儿。自己没个一男半女，这小’‘头不和自己的一样吗？二来她极想用这件添人进口的喜事儿来冲散丈夫的愁苦，丈夫已经几天没正经吃东西了，她正愁得不行。她招待小伙子喝茶抽烟，又张张罗罗地准备马上去看妹妹和孩子。

“你去吧，我不去。”周栓宝说。

“哟，你这当舅的哪能不去呢？回头妹子问我我怎么说？”

“不去！说不去我就不去！”周栓宝烦了，索性躺到**用被子蒙住脑袋。

王淑兰深深地叹了口气。她知道她无论如何是说不动丈夫了。她了解丈夫，这个不大喜欢张扬的男人平日温顺，可一旦犯了倔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

她只好向那小伙子解释，说丈夫今儿不大舒服，等等。然后自己随小伙子一起走了。

周栓宝在被窝里听着妻子说话、走动、出门，禁不住两行热泪悄悄地往下流。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内疚，所有的愤愈，所有的不平，一瞬间都涌上心来，堵塞了他所有的血脉，逼出了他浑身的冷汗。他恍惚之间仿佛在迷雾中徘徊，四下不见人影也不见任何东西。他惊恐地碟理而行，不知来路更不知前途。

我是警察，我为什么要是警察。他问自己，却无法回答。

假若不是警察，那么经历了那天的惊险之后他会被人们看做英雄。可他是警察，那么他便被视为失职。人们不管你是否扑上去了，不管你是否冒了也许丧命的危险，只会指责你放跑了一名抢匪，还造成了一个可爱女孩的死亡。

只要你是警察，人们便不允许你会有丝毫的差错或是考虑不周。如果你是一名普通人，‘人们会宽容地说：多不容易呀，女孩虽然死了，可他尽了力了。他敢冲上去就很不错了。

可是警察偏偏也会犯错，警察偏偏也不过是个普通人而已。他没有三头六臂，他也不是能掐会算，他就是拚了命也有做不到的事情。

更痛苦的是，警察偏偏也有感情，也会哭，会自责，会懊悔。他和别人一样恨自己无能，恨自己没有能挽救那样一个可爱女孩，恨自己也会失败。

警察的内心世界里最矛盾最苦恼的就是一种超重的责任感与能力的局限性的碰撞。

他希望自己是守护神可自己偏偏是普通人。

他于是即使再不喜欢这个职业也要像中了魔法似的干下去。

也许永远没有结果。但这种悲剧使警察的人生价值有了一种凄凉的美。

警察周栓宝文化水平不高，他无法有这种深奥的思想，他只是一遍又一遍地责备自己，用悔恨的刀在自己心上割开一条条的伤口，让鲜血流淌出来，让全身都体验那种彻骨的痛。

文化水平不高的周栓宝最后又把这次的经过与结果归于神灵的惩罚了。我干警察以来都做了什么坏事呢？我的罪过难道断子绝孙也不够赎还，还要再加上一个美丽的生命吗？

我该怎么去赎我的罪啊！

在思索中，在痛苦中，阳光缓缓地移过每一根窗权，在时间与思想的流失中渐渐变得暗淡而柔和起来。小院里的花草在夕阳中静静开放和舒展，做为老北平象征的鸽哨又悠悠地响了，把人的思绪扯得远远的。

在这样一种宁静的氛围中，警察周栓宝慢慢地想通了这样一个间题：要赎清自己的罪过，要平复自己心灵上的内疚与创伤，只有一条路：当好警察。

这很滑稽。在周栓宝看来，自己之所以欠下了那么多的感情债，正是因为鬼使神差地当了警察；而要还这笔血债，起码为无辜而可怜的小丁丽报仇，则只能当好这份差，做好警察。用现代的说法这是一个怪圈，而当时的周栓宝还不可能有这样的认识。他只是有几分无可奈何地对自己也对夕阳说，既然这样，那么就让我去干吧，去破案吧，去为丁丽报仇吧。丁丽，好孩子，你闭眼吧。

他掀开被子，缓缓地下床，缓缓地走到院中。夕阳使他眯缝起双眼，在炫目的光晕中他看到他的小院和他的花草。他抬头望天，天很蓝。他拾起一把扫帚，缓缓地扫地。这时白杨树上第一片落叶飘落到他的肩上。

他又想到了妹妹生产。他对自己说，丁丽死了，妹妹生了个女孩儿，人就这么生生死死，来来回回。哪天我要是该死了，同时又会有多少人在那一天诞生呢？

他笑了．笑得淡淡的，笑得有几分无奈与悲哀。

转眼到了1949年的10月1日。

这是我们这个蓝色星球上无论哪个阶级、哪个民族、哪个政治派别都承认的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这一天改变了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命运，同时也就改变了一个世界的格局。这一天其实和已经过去的无数个一天没有什么区别。天依然很蓝，北平―从这一天起该叫北京的秋高气爽的日子。‘风也依然很柔，不像春风的匆忙也不似冬风的凛冽。这一天却又和任何的一天都有所不同，这一天在中国大地上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感觉着一种惊天动地的激动。

在我们的故事里这一夭当然也非常重要、从这一天起，我们故事中的每一个人物都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资格，他们演出的每一个故事的背景都不再是旧的世界，而是新社会、新生活。龙须沟的改造工程已在酝酿之中了，耳垂胡同也已不再是旧日的耳垂胡同。从这一天起，警察周栓宝和他的邻居们开始了新的生活。许多老北京人对这一天是记忆犹新的。当我为记录我的故事而采访他们的时候，他们总向我回忆那一天的情景。我惊奇地发现他们对那天的恢宏倒不太在意，他们准确的记忆往往都是些他们身边的小事，而这些小事却肯定地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如一位老洋车夫告诉我，那天他在小酒铺里喝酒，他和许多人都看见受检阅的飞机列队从头顶上飞过，他身旁一个虽穿便衣却仍然可以看出军人姿态的家伙说：“到底没飞走，都留给共产党了。”那人肯定是国民党空军无疑。还有一位老太太絮絮叨叨地给我讲那天一个学生是怎样到她院里找茅房，又是怎样告诉她那天是开国大典的。我从这些东拉西扯的记忆中悟出一个道理：改天换地再轰轰烈烈，老百姓也是从自己身边的琐事来感悟的。

那天耳垂胡同的家家户户又是怎样迎接并感悟这一天的呢？

这一天的前一夫是9月30日。30日的夜里，4号丁维全夫妇照例彻底未眠。天蒙蒙亮时，疲惫的作家楼住仍在哭泣的妻子，沉重地说：“今天新中国就要诞生了，你别再哭了。为了这个新国家，咱们也没贡献什么，临到建国，却牺牲了女儿，也算是为这个国家吧……新中国了，让我们再生个女儿吧，还让她叫丁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