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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第6页）

听着广播，刘海山似有所悟，他的神色由气愤渐渐转为沉重。

“别光想自己受了什么委屈。是共产党员，是公安战士，首先想到的应该是什么？”

刘海山一震。

宋局长手里的红铅笔嗒嗒地敲打着桌面，像敲打着刘海山的心。

他还能说什么？

他悟悟懂懂地走出宋局长办公室。

记录员在楼道里拦住他：“刘科长，那小子交代了八起盗窃。他说―”

刘海山用手势制止了记录员的话，他现在不想听这些鸡鸣狗盗的事情。他觉得自己真该好好理一理思路了。

自己为什么要和周栓宝一起去看望春莲？是同情？是好奇？还是真如人们所说的阶级立场不稳？

刘海山承认自己同情李振国和春莲的那一段感情。他跟着父亲为地下党跑交通时，交通站设在京西的小山村里，那里有多少李振国和春莲这样的人和事？他吃过这些人家的山核桃和贴饼子，也为他们的喜和悲而笑过哭过。刘海山也承认对春莲这个风尘女子有几分好奇，总觉得她哪点地方和一般女人不一样。然而要说到阶级立场，他的思维便如同撞到一面墙上，再也停滞不前了。

此时的国际形势确实严峻。中国共产党人不仅面对着帝国主义的种种封锁和刁难，还要与昨天的“老大哥”在意识形态和现实之中舌枪唇剑地交锋。在中南海那池碧水的岸边，毛泽东的神态越来越严峻，在他的眼里世界是一个很有可能爆炸的火球。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用数不清的性命换来的江山绝不能在歌舞升一平中悄然失去。

在这一点上，像刘海山这样的普通共产党员与领袖的心是相通的。在走出公安分局那栋破旧的办公楼时，他心中的委屈和郁闷已变成羞愧和战悸。真的，江山都会变色，你难道还顾得上其它吗？

刘海山决定，绝不再去看那个春莲，和邻居周栓宝也要保持距离。

没有办法，亲情必须服从原则。

而且，公安人员必须服从组织，服从党。

刘海山这样想着，脚下的步伐变得轻快起来。

只是我们还不知道，当他再面对周栓宝等人时，当他再次陷入某种感情漩涡时，他这个本性善良而又有几分软弱的人，会不会再次动摇？

善良有时本身就是一种痛苦，因为它需要更多的选择。第二十四章

众所周知，“**”这场政治风暴始于1966年。专家们倾向于把它的开始日期定为5月16日，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的那一天。用专家的话说，“它的通过，标志着在党内‘左’倾错误占了统治地位和‘**’的全面发动”。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5。16通知”的通过也绝不是偶然的，它也有一个相当长的酝酿和发展阶段，始于1966年的“文革”早在两年前就已经筹划在领袖的心中了。

当刘海山勉勉强强地接受批评的时候，当他的妻子赵秀芝正在农村搞“四清”的时候，当那个摘帽右派作家丁维全小心翼翼地摊开又一张稿纸的时候，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负责所谓“文艺界整风”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注意，这也许是“文化革命”这个词汇的首次出现。

我在讲叙我们这个故事时翻阅了一本介绍“**”的书籍。之中这样介绍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来龙去脉：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的一个内部刊物上对文艺界写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批语，说文艺界“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动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在文艺界整风报告的批语中，又批评：文艺界协会和它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巧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根据这两个批语的精神，文化部及所属各文艺团体，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所属各协会开始整风。

为了加强党对文艺界整风的领导，1964年7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党中央决定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领导下，负责文艺界整风等文化革命事宜。“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5人组成，彭真任组长、陆定一任副组长。

1966年2月3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开会研究了由批判吴晗（海瑞罢官）为发端的全国文化理论界整风情况，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并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至全党。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否定、批判了这个（提纲》，同时，“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也被宣布撤消。

抄录到这里，我们可以感到当时政治斗争的火药味之浓了。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仅存在了不满一年的时间，到它被撤消时，描叙它的词汇已经是“否定”“批判”。、

更大的悲剧在于，这个五人小组除个别人外，后来都遭受到“**”的残酷迫害。从一开始便被推到革命潮头的他们，最终被失去控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被别有用心的人控制的大潮冲进了灭顶的……漩涡。

这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成立与撤消对我们的主人公来说没有任何影响。如果硬要联系的话，也许作家丁维全与此多少还有一些丝丝缕缕的关系，其他如周栓宝、马宽和乔占魁等人，他们认为“文化”是文化人的事情。他们也许更关心的是副食本上的供应品会不会缺货，是这条胡同东头那个澡堂子会不会关门。他们也关心政治，但他们的政治更实际。他们此刻还不能完全看到政治正从文化领域开始向他们慢慢走来。

我们摘录这关于“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一段记叙，是为了从时间上给大家一个概念，为了表明“文化革命”在酝酿之中的一种气氛。

如同地震。

如同火山爆发。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能量聚集着，压抑着，一但时机成熟，它便一发而不可收拾。

好，下面就让我们回到我们的故事之中去。从以饥饿为标志的六十年代初走向六十年代中叶的人们，正面临着新的考验。

马宽的副食店。

山花抱着半岁左右的儿子乔伟来打醋，被小竹车里的小芳吸引住了。

“马大叔，这是谁家的闺女？真可人疼。”

＿·"3号老刘家的。本来是老周他媳妇替照应着，她不是治保主任吗，开会去了．让我给瞧着点儿。”

山花摸摸小芳的脸蛋儿．把儿子也放进小车里。两个孩子并不认生，立刻就玩开了。